第四，要致力于引导和维护中国与世界的和谐，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治理法治化，尊重文化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尊重各国独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 坚持国与国之间和平、民主、平等的原则，强调以合作共赢为目标，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
[22]这句话中的刑事政策应指传统理论中的最狭义的刑事政策即刑罚政策。应该说，刑罚目的关乎刑法的正当性，它是各种刑法学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并且经常是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王世洲：《刑法信条学中的若干基本概念及其理论位置》，《政法论坛》2011年第1期，第27页），因而将其置于刑法学的基础理论部分是合适的。
[13]由此，建构一个全新的犯罪论体系以消除刑法体系与个案正义之间的紧张关系，便具有理论上的必要性。李斯特鸿沟表明了李斯特的立场——公民的自由优于预防犯罪的效果，而这个立场所回应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刑罚的目的（刑法的正当性）何在？在这个问题上，理论上存在着报应论与预防论的尖锐对立。事实上，罗克辛不仅没有挑战罪刑法定原则，而且还试图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其刑事政策的内容之一，贯彻于构成要件阶层之中。那么，罗克辛的刑事政策所指何为呢？纵观《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全文，罗克辛没有正面给刑事政策下定义，而他对刑事政策这一概念的使用也较为混乱。这种立场并不是抽离了价值判断的机械反应，而是主动的价值选择，其背后体现了一种有别于预防犯罪的价值追求：保障公民的人权和自由，使之免受国家的不当干预。
为避免刑法流于偶然和专断，刑法体系不允许被刑事政策等外在要素入侵。[4] 在这个方向上，劳东燕副教授做了大量深入而卓有成效的研究，参见劳东燕：《罪刑规范的刑事政策分析——一个规范刑法学意义上的解读》，《中国法学》2011年第1期，第122-140页。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既是法治的本质和动力，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根本目标。
全球化推动法治普适文化的传播。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政治制度。[14] 列宁: 《列宁全集》第 1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7 年。良好的国家治理总是与社会自治紧密结合的，国家治理体系越完善、越文明，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越受重视，作用发挥得越好。
在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社会弱势群体。第四，要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特别是要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完善党务公开、立法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增强治国理政活动的透明度。
其后制定的 《美国宪法》 及其修正案明确宣告公民的基本人权。注释: [1] 张文显: 《法律文化的结构及功能分析》，《法律科学》，1992 年 5 期。( 《韩非子·心度》) 3) 法令是人们言行的标准，君上臣下均不得曲法任私。二是享有的权利、特别是基本权利平等。
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 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2) 每个主体的人权都是平等的，每个人在享有权利的时候，都必须尊重和维护别人的权利，而不能亵渎、侵犯或剥夺别人的人权。这表明，党和人民对司法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更严格的要求。( 《商君书·更法》) 韩非更为明确而深刻地指出: 治民无常，唯治为法。
儿子如被父亲出卖三次，亦可成为自由民。国际法院通过司法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其判决和咨询意见阐明了国际法的有关原则和规则，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法。
国务院原总理温家宝指出: 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它要求在公共领域公正地对待和确保每一个人的权利，各种职位对一切符合条件的人开放，允许并鼓励不同阶层、地域互相开放，允许社会成员自由流动。
即使是西方的文化和价值也不全是糟粕，马克思主义就是源于西方、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价值体系。在亚非法协第五十四届年会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指出: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合作共赢更是大势所趋，推进国际法治是人心所向。[35] 温家宝: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2007 年 2 月 27日，第 2 版。人权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表现在: 1) 任何权利都是或应当是与义务相互依存的，而且，权利的实现往往是以义务的履行为条件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原则，进一步部署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工作任务。如美国 《独立宣言》宣布: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不是任何一种秩序都能够称得上是 包容性秩序。价值可以普适，作为价值载体的政治制度是不可能普适的。
第四，要致力于引导和维护中国与世界的和谐，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治理法治化，尊重文化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尊重各国独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 坚持国与国之间和平、民主、平等的原则，强调以合作共赢为目标，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第二，它以对话、沟通、协商等方式，保证不同党派、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利益集团、不同社会界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平等自由地表达利益诉求和政策主张，在此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消解或缩小分歧，促进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人们相互之间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感情认同和彼此尊重; 妥善协调利益关系，使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在利益分化的格局中仍能各得其所又和谐相处。
[2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3 年。共和 ( republic) 有两种含义。
[22]7 公平正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第三，在法律实施中 无例外，对任何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应当依法保护;对任何公民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平等地依法追究。所以，要求领导干部要率先养成遵守规则、执行规则、维护规则的习惯，是很有针对性的。我们将在加快国内法治建设的同时，为推进国际法治进程做出更大贡献。
以理性精神审视人性，必然提醒我们正视这样一些基本的事实: 人性是脆弱的、有缺陷的，即使伟大的人物，因为他不是 神，其性格结构也可能是两重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
管仲最早提出这种主张。克服间接代议民主局限的方式各种各样，最主要的是弘扬共和精神，发展协商民主，通过协商取得共识、达到和谐。
所以一般说来，法就是作为理念的自由。诸如，规则就是要求人们做什么、禁止人们做什么的规定; 规则就是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准则; 规则是关于人们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宣告。
正是正当程序的设计和运作，使民众之间的平等对话、意见交流、互相协商、凝聚共识成为可能，确立了民众对政治的信任和依赖。……时移而治不易者乱。[20]84于是产生了另一对矛盾———个人自由与社会统制的矛盾，产生了对这一矛盾进行合理调节的必要。规则是一个统合概念，包括了所有的法律规则、政策规则、显规则、潜规则、硬规则、软规则等。
法治文化是指历史进程中积累下来并不断创新的有关法治的群体性认知、评价、心态和行为模式的总汇[1]，包括法治概念、法治观念、法治思维、法治价值、法治理论、法治习惯等。德国和日本的产品工艺精湛、质量一流，与民众的规则习惯是分不开的。
发扬共和精神，塑造共和文化，对于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体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第二，要致力于引导和维护人与社会和谐，包括公民与国家的和谐，个体与集体的和谐，居民与社区的和谐，群体 ( 阶层) 与群体 ( 阶层) 的和谐等。
依法治国的 国首先是国家机器意义上的 国，其次才是国度意义上的 国。韩非继承了这一思想并把它系统化，明确指出: 治国要 以法为本( 《韩非子·饰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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